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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得一本旧影集。里面有大大小小一百多幅照片，其中绝大部分拍摄于地质部机关大院，详尽地记录了1967年地质部的“文革”进程。内容涉及夺权兼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，庆祝夺权一个月，庆祝夺权半年直至各派大联合，时间跨度自1967年1月至9月。这期间，发生在地质部机关大院里的事情，也是那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图一拍摄于地质部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大会上，时间是1967年1月16日。与这幅照片同时拍的还有一幅，因角度不同，可见完整的会幅，上面写的是“地质部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大会”。当时，在省一级最早夺权的是上海（1967年1月8日），其次是山西（1967年1月12日），上海市造反派建立的新政权叫“上海人民公社”，山西省则直接以“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”的名义接管了政权。最先把新政权称作“革命委员会”的是黑龙江省（1967年1月31日）。2月下旬，在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下，“上海人民公社”易名为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”后，全国各地区各单位建立的新政权始统称为“革命委员会”。地质部新权力机构最初叫做“革命造反委员会”，盖因此故。这也表明，地质部的夺权是比较早的。事实上《红旗》杂志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“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”是1月16日，与地质部的夺权恰好是在同一天，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号召“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，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”是在1月22日，比地质部的夺权已经晚了整整一个星期。可见，“文革”中地质部的造反派，是颇得风气之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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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 1967年1月16日，地质部机关的造反派召开夺权大会，宣布“地质部革命造反委员会”成立，何长工等原地质部领导被赶到会上示众。
在影集里，照片的旁边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，从而得知照片上并排站立的那八个人是被夺了权的原地质部领导，自左至右依次是何长工、胥光义、刘汉生、崔振东、宋应、张同钰、李轩、赵承丰。何长工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，胥刘崔宋张李诸人亦为副部长，赵承丰是地质部政治部的副主任。说起来，他们也都曾出生入死，是共和国的功臣，并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，如今，一夜之间落得如此地步，真是始料不及！这一点从照片中他们沮丧而茫然的表情上也看得出来。刘少奇曾把“文革”之初领导干部的尴尬处境说成是“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”，虽是自嘲，却也颇中肯綮。
从照片上看，这些被称为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的人没戴高帽，没挂牌子，没让他们下跪，也没给他们坐“喷气式”，只是让他们站在那里，这在当时已经是莫大的“优待”了。尤其是胥光义（左二），依旧带着他那顶水獭皮将军帽，穿着将军呢大衣，昂首站立，不失军人的尊严。胥长期在部队工作，曾任总后勤部参谋长、总后勤部副部长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“走资派们”被“优待”，很可能与这次大会的性质有关，如果是专门的批斗会，情形大概就完全不同了。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，照片上的人，最年轻的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，不知他们中，尚有几人健在？
图二拍摄于一个月以后，准确地说，是1967年2月16日。那一天，夺了权的造反派们在地质部大院集会，庆祝夺权一周月。“一周月”也要庆祝，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，可影集的说明文里就是这样写的。如此迫不及待，分析起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：一是无法抑制的夺权的喜悦；二是想通过大
